发布时间: 2024-02-18 01:10:48
宝刀未老，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黄金时代，也是他平生所学得以充分施展的时候。在这段时间，他一手完成的两大任务，就是“夹谷之会”和“堕三都”运动。所谓“夹谷之会”，就是鲁、齐两国在夹谷地方的会盟。因为当时齐景公企图借用莱夷的兵力在会盟中逼胁鲁侯，不料“好谋而成”的孔子用预设的武士击退莱夷，并义正辞严，感服景公，收回汶阳的土地，充分显出了政治家的魄力。但最值得注意的还是“堕三都”运动。这个运动的意义就是要把三桓的城郭拆除，这是孔子对整个恶势力的挑战。因为此举不仅预防家臣的负嵎作乱，而且削弱了三桓的力量，使国家易于集权。可是等到阳虎的余党被肃清后，孔子虽建了大功，但却走入了政治生涯的下坡。因为聪明的季孙氏不会让孔子的政治理想来阻碍自己的政治野心，所以当孔子把鲁国治理得井然有序后，他便故意制造事端，逼孔
子自动辞职。这时，孔子的心情与离开齐国时的心情完全不同，而是万分依恋的，迟迟地离开了可爱的祖国。
当孔子的学生子路先从鲁国的都门出外时，有一个守门的人问道：“请问你从哪里来的啊？”子路回答说：“从孔子那儿来的。”那个守门的人便大声地说：“是那个知道世局已不可为，而仍然要苦干的人吗？”这个守门的人，虽是寥寥数语，却说出了孔子最伟大的精神。因为孔子也明知当时君主们都是黩武主义，向他们宣扬和平的仁政无疑是对牛弹琴。然而身为一个救世的仁者，又不得不尽其在我。所以他虽然失意于鲁，不得志于齐，然而救世的热情却使他不灰心、不气馁něi，而要另觅政治舞台，以发展他的政治抱负。因此当他这次离开了鲁国后，便决心周游列国。
《史记》上说他周游列时曾拜见七十二君，其实他除了周、齐外，只到过卫、陈和楚国的属地叶，以及路过宋、曹、郑三国，所以周游的范围并不大，不出现在的山东、河南二省。不过在这次周游中，所遭遇的波折和困难却很多，这正是孔子的人格和理想在现实中经受的考验。
首先他到了卫国，看到城内熙熙攘攘，一片繁荣，觉得条件很好，只差教化。但这时的卫灵公被妖姬南子所迷，当然不能以贤易色，去重用孔子。虽然许多近臣们想拉拢他，甚至南子也召见他，但他既不愿跑门路，又不愿走内线，曾对子路发誓说：“我要是这样没出息，老天有眼，老天有眼！”在这样一个肮脏的舞台上，当然不能施展孔子的抱负。所以后来卫国发生政变，父子争权时，他便离开了卫国。此后他接二连三地遭遇到几次惊险的风波。
一次是路过匡地，据说匡人误会他是阳虎，而要加以杀害。事实上可能是当地的政变引起的，总之当时情势非常紧张。孔子和颜渊曾一度失散，后来颜渊赶上孔子，孔子说：“我以为你被害了。”颜渊回答说：“老师活着，弟子怎么能够轻死！”另一次是他在宋国的一棵大树下讲礼，宋国的司马桓魋tuí 要杀害他，幸而孔子先得到情报，化装离开宋。司马桓魋扑了个空，气得把那棵大树也拔了起来，可见他与孔子的势不两立。孔子对于这两次风波毫无惧色，他认为：如果大道不灭，如果老天要我宣扬大道的话，一个桓魋、几个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？
还有一次，是当孔子在陈住了一段时间后，突然思归心切，离开陈国。正走在陈、蔡之间，不意吴王夫差派兵伐陈，在兵荒马乱中，遭遇绝粮的危机。弟子们饿的饿，病的病，几乎无法继续奔走。这时子路大发牢骚说：“难道君子也有如此穷困的时候吗？”孔子却回答说：“君子在穷困时，能不变以前的操行，只有小人在穷困时便胡作乱为了。”
以上三个故事，充分表现出孔子的临危不乱，处逆境而常安。但孔子之所以有如此的修养，主要是由于他一心以宣扬大道，救世救民为念，而把个人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，这是孔子在颠沛流离中所散发出的人格的光辉。然而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孔子之所以屡遭挫折，主要是由于他的思想过于深刻，不易为一般人所了解，甚至连他很亲近的弟子对于他的理想都不了解，例如子路便曾问他说：“如果卫君任用你，请问第一件事该做什么？”孔子回答：“无非是正名啊！”子路惊讶地说：“老师也真是够迂阔的了！这样的世局，究竟要怎样正名呢？”孔子生气地回答说：“子路啊！你真是个老粗！君子对于自己不懂的事，就别插嘴。告诉你，名义不正就不好讲话，事情就办不成，礼乐就无法施行，刑罚就无法适中，人民也就不知所措了。”事实上，当时的君主们几乎都是僭用礼乐、不守名分的，而孔子却高标“正名”，这在子路眼中已是万万行不通，何况当时的君主们？所以孔子最后到了卫，卫君听到“正名”两字，也只得敬谢不敏了。
这时，孔子已是六十八岁的高龄。他从鲁开始，现在又回到鲁国，虽然周游的范围不大，但却足足花费了十余年的时光。此时孔子已厌倦了政治生涯，自知再也遇不到一位可以辅弼的明主，以实践生平的抱负，于是便把他的热情和理想转变了一个方向，发挥在教育上。
在这段时期，他朝夕和学生们讲学，讨论古代的文化和人伦道德。他们生活得非常安定而有韵味。然而救世的热情却一直燃烧着他的心灵，他看到别人猎获一只怪兽，便说：“那是麟啊！”就叹息：“吾道穷矣！”《春秋》也就再写不下去了。他时常以梦不到周公，而悲伤自己的衰老，而感叹理想的幻灭。后来他最心爱的学生颜渊先他逝世，更使他痛不欲生。因为他视颜渊为道的继承者，颜渊的死，无异象征了大道的穷途末路，所以他失声地叫着：“老天要我死啊！老天要我死啊！”想不到第二年他最亲信的子路在战争中被剁成肉酱，他如失左右臂，不禁叫着：“老天催我死啊！老天催我死啊！”虽然他是为学生而哭泣，但哭泣声中，却不知包含了多少道穷的悲叹！就在这情感创伤和理想幻灭的双重煎熬下，这位救世的木铎终于陨落了。
然而陨落的只是孔子的肉身，他的精神却永远向上奔放。尤其他在回到鲁国的最后五年间，修《诗》《书》，定《礼》《乐》，作《易传》，写《春秋》，把前代的思想加以阐述，把古圣的人格加以美化，再注入自己的理想和精神。虽然他及身并未实践周公的梦想，可是他在学术上的这番努力，却使周公活在后人的心中，使他的理想成为中国文化的灵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