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布时间: 2024-04-02 07:28:40
「提要」 最高法庭拿出两天时间，传唤了三十多名证人来证实查理一世的犯罪行为，确定了他挑起内战、勾结外国势力、残杀英国平民、虐待战俘、毁坏他人财物等一系列罪名，最后判处查理一世死刑。这个判决的结果是共和国的产生，英国王位空悬，历史似乎停顿片刻。
问：法庭宁愿拿出时间听取证词而不匆匆宣判，更突出了这场审判的法律意义。
答：是的。库克提议不依“如同承认”给国王定罪，而坚持让证据说话，表明他是一个坚信法律至上的人。无论如何，审判国王是英国政治斗争、军事斗争的结果。但库克既承担了起诉之责，就一定要把法律置于其他因素之上。他坚持，只有程序正义，才能保证法律正义。1月24-25两天是审判的证据阶段，库克一丝不苟地依照法律程序传唤证人。有一件事可以反映库克对程序正义的尊重。被拘押的保皇党军官赫尔德手中握有国王发动战争的证据，库克将他提堂询问，但他宣称如果交代了与国王的谈话，会给自己带来自证其罪的后果。而恰恰是库克曾在一桩案件的审理中，确定了沉默权。于是库克取消了对赫尔德的询问，以免他自证其罪。在法庭上，库克以不可辩驳的事实，证明国王亲自指挥战争。他全副武装，挥剑上阵，号召士兵说，“我的王冠岌岌可危，今日就为我而战吧。如果今日战败，我的光荣和我的王冠将一去不复返”。他命令士兵洗劫民宅，勒索居民财物，库克还出示了国王的许多亲笔信，证明他与国外势力密谋，请求外国军队帮他打内战。两天时间内，法庭提供大量证据，确定国王犯有叛国罪、杀人罪、战争罪。于是法庭作出三项决定，一，本法庭将进入对英国国王查理·斯图亚特定罪量刑的程序。二，必须参照英国人民公敌的处置方式，将国王作为一个暴君、叛国者和杀人犯进行定罪量刑，三，这一定罪量刑应当包括死刑。
问：证据呈堂之后，处死国王也成为可能。
答：是的。因为审判已将查理定谳为人民公敌，量刑的罪名是暴君、叛国者、杀人犯。这是不赦之罪。但是法庭其实还是给了国王一次机会，审判委员会的法官在决定对国王可判处死刑之后，仍作了两项决定。一，如果国王承认法庭的管辖权，并请求取得控诉书副本，法庭可以撤销宣判，作出指示。二，如果国王提出任何值得法庭考虑的事项，主席可在助理的建议下，下令法庭撤销宣判。这两条其实就是告诉查理，如果你承认法庭的管辖权，真正来一场法律之争，那么在量刑上，法庭可以有其他考虑。可国王没有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，因为他仍坚持不承认法庭管辖权。虽然他已后退一步说，“虽然我不承认，但说我拒绝法庭是不对的”。于是法庭宣布审判继续进行。法庭主席布拉德肖说，“古老的英国《大宪章》有句名言，‘不得出卖正义与权利给任何人，亦不得拒绝或延迟给予任何人正义及权利’。法庭决定继续讨论刑罚和判决，这是他们一致的决定”。国王丢掉这个最后机会的原因是，他坚信国王是要凌驾于法律之上的。而法庭却坚信，“人民自由最忠实的保卫者就是英国议会，攻击议会就是攻击人民。人民当然有权对君主进行审判，定罚并废除其王位”。法庭主席布拉德肖代表法庭讲了一段话，可以说是对这次审判的一个政治哲学上的总结。他说，“在国王和他的人民之间存在着一个契约协定，国王的继位宣誓就意味着契约开始履行。这一约束是相互的，你是他们忠实的国君，他们是你忠实的国民，这就好像一条纽带，一头是君主对国民应尽的保护义务，另一头是国民对君主应尽的服从义务。一旦这条纽带被切断，那么只能说，别了，君主统治！”正像罗伯逊所言，“这种想法比洛克、卢梭等主张社会契约论的哲学家要早好几十年。
问：可查理国王始终不明白这个道理。
答：是的。那个君权神授、国王至上的观念，对查理是深入骨髓的。历史上我们见过许多执着于愚念而不明大势的当权者，对他们个人而言，最怀的结果不过是丢掉性命，而对国家、民族而言，却会造成数代灾难。查理执念之深已到走火入魔。当布拉德肖引用库克起诉书中的话，称查理是暴君、叛国贼和杀人犯时，他竟然嘿嘿冷笑起来。其实，查理是被他个人的权力搞得无限膨胀，因为基督教国家中的君王，就算在王座上唯我独尊，也要心怀对上帝的敬畏。他们知道自己至多是上帝在尘世的代理人，既然是代理人，则威权就是有界限的。这个界限就是人神之间的分界。库克在审判结束后，出版了记载审判过程的著作《国王查理一世审判案》。书中写道，“凡受托行使保护和维持人民安宁大权者，其权力本是人民为了自己的安全而赋予他的。一旦其利用手中权力来伤害人民，则根据该国法律应将其视为人民公敌，并被处以最严厉的刑罚以警戒后人。这一法律原则——国王一旦成为暴君，必须因此而死——是自然法和上帝律法的基本原则，清清楚楚刻在人们心中的石板上”。于此相对立的是查理国王被宣判后所说的话，“我必须告诉你们，人民要想自由和解放，就必须拥有某种形式的政府，以及保障他们的生命和财产的法律。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可以来分享政府的权力，这根本是与他们毫不相关的事儿。先生们，国民和君主是完全不可相提并论的”。
问：这两段话针锋相对，代表了两种政治理念的冲突。
答：这确是两种执政理念的清晰表达。这次审判还有另外一个附带的成果，那就是君王在法庭上所受到的待遇和普通人完全一样。深入研究了这场审判的罗伯逊总结说，“审判国王的整个过程体现出的公正礼貌，在当时的刑事诉讼程序中绝无仅有，从此成为一个重要先例。布拉德肖所强调的规则—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——意味着他对国王的尊重也一样适用于地位低下的受审者。总而言之，法官和检察官对被告席上的可怜人要予以尊重”。更重要的一点是，库克将查理国王的各项罪名归在“暴政罪”之下，而这在现代仍然有意义。罗伯逊指出，“暴政罪的控诉若能成立，其意义要大于叛国罪和杀人罪，一旦违反国际公法和自然法，则对其采取武装反抗和干涉，都是正当的。在当代这就是人道主义干涉”。但库克对暴政罪却另有定义，在他看来，君主统治并非暴政，但是当一个君主发动战争，目的在于破坏人民向独立司法机构和议会寻求救济。开始对人民进行有组织的大规模迫害时，这个君主就犯下了暴政罪。所以严格说来，一切专制国家的统治集团都犯有暴政罪，因为他们没有一天不在从经济上、思想上、肉体上对人民发动战争。法庭判决终于下达，“本法庭宣判查理·斯图亚特作为暴君，叛国者，杀人犯和本国善良人们之公敌，应被处以身首异处之死刑”。库克在宣判结束后，记下了永垂后世的名言，“所宣判的不仅是一个暴君的死刑，同时也是将暴政送上断头台，因此，如果法官中有人变成暴君，或同意建立起任何形式的暴政，或妄图残忍地迫害及奴役本国自由人民的良心，人身和财产，则他们也同时对自己宣判了死刑”。